反社会型人格障碍（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，ASPD）是人格障碍的一种，以漠视或侵犯他人权利的行为模式为基本特征，在一般人群中，男性的患病率高于女性^[1]。美国和英国的两项全国性调查结果显示，ASPD在男性的终身患病率分别为5.5%^[2]及6.4%^[3]。ASPD常被认为是“犯罪人格”，这类人具有更高的暴力违法风险，有研究发现，近一半的监狱服刑人员有ASPD^[4]，青年男性有更高的暴力风险^[5]，暴力行为的发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^[6]。基于此，本研究拟对四川省成都地区18~34岁男性进行研究，探讨ASPD及其暴力行为特征，为暴力行为的预防提供客观数据。

本研究调查对象为18~34岁成都地区常住男性居民，共发放问卷4 500份，有效问卷4 108份。本研究数据基于“中英青年男性健康状况和现代生活方式比较研究”项目，该项目已获得四川大学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（编号2011003）。

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进行抽样。将成都地区按照经济水平与城镇化程度划分为3个圈层，一圈层为包括锦江区在内的主城区，二圈层为包括龙泉驿区在内的中间城区，三圈层为包括金堂县在内的外围城区。调查方式为问卷自评。调查员经过统一培训。被调查者签署知情同意书后再进行问卷填写，问卷不记名。具体抽样方法及数据采集方法与本项目既往研究^[7]相同。调查分别实施于2011年与2013年。

调查问卷包含一般人口学特征（年龄、民族、居住地、婚姻情况、受教育程度、收入水平等）、生活中的行为习惯（包括儿童及青少年期行为习惯、成人反社会行为、暴力行为等）、精神病性症状、酒精与毒品使用问题等。主要问卷和量表如下。

选取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-Ⅳ轴Ⅱ障碍临床定式检查（structured clinical interview for 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-Ⅳ axis Ⅱ disorders，SCID-Ⅱ）人格障碍筛查问卷^[4]中有关ASPD的内容确定有无ASPD。问卷包括15项与品行障碍相关的问题以及对应7项成人ASPD诊断标准相关条目的问题。若个体与品行障碍相关的15项中至少2项同时ASPD诊断标准7项中至少3项相符，则确定为ASPD阳性。

该暴力行为问卷为本课题组自行设计，已在类似研究^[6，8]使用，包括是否有过暴力行为、严重程度、对象、场所等相关问题。“过去5年里，你是否有过打架、斗殴或故意袭击他人的经历？”，如选是，则确定有暴力行为；若近5年内发生过导致对方受伤的暴力行为≥6次则记为严重；暴力行为的对象包括亲密伴侣（配偶、伴侣或男/女朋友）、家庭成员（除配偶）、熟人（朋友或认识的人）或是陌生人；暴力行为场所包括自己家里、工作场所、街头、户外或酒吧；其他问题如暴力实施时是否处于酗酒或吸毒状态、发生暴力事件是否会感到兴奋、是否故意引起暴力、是否通过暴力谋取利益（如金钱、毒品或性等）、会不会随身携带刀具等，根据回答“是”或“否”确定该条目是否为阳性。

PSQ主要从情绪、思维紊乱、妄想、奇怪感觉、幻觉等方面筛查精神病性症状^[9]。当某方面对应的几个问题均为肯定回答时记1分，若总分≥3分（满分5分）则确定精神病性症状为阳性。PSQ能较为准确地筛选阳性者，排除阴性者，其阳性预测值与阴性预测值分别为91.2%和98.4%^[9]。

酒精使用障碍筛查量表^[10]（Alcohol Use Disorders Identification Test，AUDIT）用于评估酒精有害使用的程度。AUDIT的分值区间为0~40分，总分在0~7分为饮酒低风险，8~15分为过度饮酒，16~19分为酒精滥用，≥20分为酒精依赖。对于毒品使用的确定，通过询问受访者是否使用过常见毒品清单（包括大麻、“冰毒”、可卡因、吗啡、“海洛因”、“鸦片”、“摇头丸”、“K粉”等）中的物质来评估，如回答“使用过”则记为有毒品使用。

采用SPSS 25.0软件（美国IBM公司）进行统计分析。使用χ²检验及logistic回归分析ASPD在人口学因素、暴力行为、精神病性症状、酒精与毒品使用方面的特征，并计算比值比（odds ratio，OR）及其95%置信区间（95% confidence interval，95%CI）。使用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ASPD的暴力行为和暴力相关特征，计算检验模型的OR、调整后的比值比（adjusted odds ratio，AOR）及其95%CI。考虑到相关因素对ASPD暴力行为的作用，在多因素分析中调整协变量（包括人口学因素、精神病性症状及物质滥用）合成5个检验模型以探究ASPD暴力的影响因素。AOR1：控制人口学因素（包括年龄、民族、受教育程度、工作状态、婚姻状态、居住地，下同）；AOR2：控制人口学因素、精神病性症状；AOR3：控制人口学因素、酒精使用；AOR4：控制人口学因素、毒品使用；AOR5：控制人口学因素、精神病性症状、酒精使用、毒品使用。资料中的缺失值视为随机缺失，使用马尔可夫链蒙特卡罗（Markov chain Monte Carlo，MCMC）多重插补法进行5次插补。检验水准α=0.05。

在4 108例研究对象中，对ASPD筛查问卷进行有效回答的有4 044例，其中阳性239例，占5.91%。

为了解ASPD的人口学特征、暴力行为、精神病性症状、物质滥用等特征及关联性，采用χ²检验和logistic回归进行分析，结果见表1。其中，未婚（OR为1.67）、无工作（OR为1.61）、伴精神病性症状（OR为4.46）、毒品使用（OR为14.20）、暴力行为（OR为8.51）与ASPD的关联均有统计学意义（P<0.05）；年龄越小（趋势χ²=14.19）、受教育程度越低（趋势χ²=28.35）、酒精使用程度越高（趋势χ²=170.2），ASPD阳性的风险也越高（P<0.05）；民族、居住地及收入水平与ASPD的关联无统计学意义。

对ASPD的暴力行为及暴力相关特征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，结果见表2。单因素分析时，ASPD与表内所列暴力行为项目的关联均有统计学意义。63.18%的ASPD者在近5年内实施过暴力行为，其风险OR为8.51；发生多次暴力的风险OR为16.57；暴力致人受伤风险OR为6.68；故意引起暴力风险OR为11.41；暴力行为场所在街头或户外的OR为8.66，在酒吧的OR为9.01。

Continued Tab. 2

（N=239）

注：AOR1为控制人口学因素（包括年龄、民族、受教育程度、工作状态、婚姻状态、居住地，下同）；AOR2为控制人口学因素、精神病性症状；AOR3为控制人口学因素、酒精使用；AOR4为控制人口学因素、毒品使用；AOR5为控制人口学因素、精神病性症状、酒精使用、毒品使用。1）P<0.05。

由表2可见，控制这些因素后ASPD暴力行为及其相关特征的风险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降低，AOR2、AOR3、AOR4分别与AOR1相比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，其中AOR3（控制人口学因素、酒精使用）、AOR4（控制人口学因素、毒品使用）的降幅高于AOR2（控制人口学因素、精神病性症状）。在完全消除人口学因素、精神病性症状、物质滥用的影响后，除暴力对象为家庭成员、暴力行为发生在工作场所两项外，ASPD与暴力行为（AOR5为5.05，95%CI=3.74~6.83）及暴力相关特征等项目的关联仍有统计学意义（P<0.05）。

本研究通过自评问卷调查发现，成都地区18~34岁青年男性ASPD的阳性率为5.91%。有研究^[11]表明，台湾地区一般人群中ASPD患病率仅为0.03%~0.14%，有学者^[11]认为，ASPD发生率低可能与东亚地区强调集体文化有关。但本研究结果与美英两国针对所有年龄段成年男性ASPD的调查结果（5.5%及6.4%）^[2-3]相近，这可能与调查方式为自评问卷、研究对象为青年男性等因素有关。

本研究发现，低龄、未婚、无工作、低受教育程度、暴力行为、精神病性症状及物质滥用与ASPD有关联。BLACK等^[12]对服刑人员进行调查研究，发现ASPD易合并精神障碍且具有甲基苯丙胺等物质依赖^[13]，酒精滥用或酒精依赖的风险也很高^[14]。美国一项全国调查^[2]结果显示，男性青年、低受教育程度与ASPD有关联，同时男性ASPD还有更高的物质依赖风险，本研究结果与其一致。但该研究发现ASPD与未婚无关联，与民族、低收入水平、居住地、丧偶/分居/离异的关联有统计学意义，本研究结果与其不完全相同，原因可能是美国为移民国家，有着多元的族裔与文化，而成都地区以汉族为主，本调查中仅有2.5%的少数民族。另外，该研究的调查对象为成年人，年龄、性别范围更广，而本研究对象年龄仅为18~34岁男性。此外，本调查仅限成都地区，在收入、居住地等方面的差异不及全国性调查的跨度大，即使本研究按城镇化程度再细分为3个圈层进行分析，仍未发现地域差异，说明成都地区青年男性ASPD与城乡地域无关联。

本研究中，ASPD发生暴力行为的OR为8.51（95%CI为6.51~11.13），这表明ASPD的暴力风险高。YU等^[15]在总结14项研究后发现男性ASPD的暴力风险OR为7.9（95%CI为7.1~9.0），本研究结果与其相近。考虑到暴力行为还受精神病性症状、物质滥用等因素的影响^[16-17]，本研究建立了不同的模型，在分别控制几种因素后，发现精神病性症状、酒精和毒品使用都能独立地让几乎所有暴力相关条目的OR下降（AOR2、AOR3、AOR4分别与AOR1相比），其中消除酒精或毒品使用的影响后，OR值下降程度比消除精神病性症状的下降程度更大，说明这3种因素都会独立地增加ASPD暴力及相关特征的风险，且酒精、毒品的使用对ASPD暴力风险的贡献比精神病性症状大。MOELLER等^[14]也发现酒精会增加ASPD的冲动行为风险，还有研究^[16]发现ASPD合并物质滥用后会增高社区暴力的风险，这提示控制ASPD的酒精及毒品使用可能是降低其暴力风险的一个切入口，物质滥用的防控相对于精神病性症状来说可行性更强。

本研究在检验模型中控制了人口学因素、精神病性症状及物质滥用的影响，以探究消除这几种因素后ASPD与暴力的关联。结果显示，ASPD与暴力及相关特征的关联均有统计学意义，表明与非ASPD相比，ASPD本身就具有较高的暴力风险，其严重暴力、故意暴力的风险也高。该结果与COID等^[8，18]在英国的两项暴力相关研究的结果基本一致。

与暴力关系密切的两种人格障碍是ASPD及边缘型人格障碍（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，BPD）^[19]，BPD暴力行为的对象（亲密伴侣）和场所（家里）都有着明确的特征^[20]。本研究发现，ASPD暴力行为对象为亲密伴侣、熟人、陌生人的风险（AOR5）相近，但发生在街头或户外（AOR5为5.50）及酒吧（AOR5为4.11）的风险比其他场所更高，提示ASPD的暴力对象与BPD不同，没有特定类型，暴力可针对所有人群，暴力地点发生在酒吧、户外等公共场所更明显。

综上，本研究通过自评问卷调查，发现成都地区青年男性ASPD阳性率为5.91%，ASPD与低龄、未婚、无工作、低受教育程度、暴力行为、精神病性症状、酒精与毒品使用有关联。与非ASPD相比，ASPD的暴力行为、严重暴力、故意暴力风险较高；其暴力行为发生在酒吧、户外等公共场所的风险高，但暴力对象无特定类型。这些暴力行为的特征及风险会受到精神病性症状和物质滥用（特别是酒精和毒品使用）的影响，提示控制物质滥用可能是降低ASPD暴力风险的一个切入点，但还需要进一步研究。